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邀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。这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，意义重大，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。

　　从北京到华盛顿，从半年之内的两次元首会晤，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不断丰富内涵，一个清晰的信号正在释放，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、国际形势变乱交织，中美两个大国正在探索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国零和博弈、对抗冲突的相处之道。中美关系事关两国，更事关世界。作为世界上两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，中美关系一旦失稳，不仅会直接冲击两国经济社会发展，也会给全球和平、安全与发展带来外溢性风险。反之，中美关系保持稳定、健康、可持续发展，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贡献。因此如何跨越“修昔底德陷阱”，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，破除大国零和对抗的旧逻辑、旧道路，实现“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、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、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”，就成为中美在新时代探索出一条大国正确相处之道，并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的应有之义。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美的重要意义，就在于推动这一新定位进一步落地生根，把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，把阶段性稳定转化为长期性稳定，把危机管控能力转化为战略稳定能力，表明中美构筑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时之需，更不是权宜之计，而是两个大国面对共同挑战、承担时代责任的现实选择。

　　一、从“避免失控”走向“稳定预期”，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夯实基础。

　　中美作为两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，不可能没有分歧，也不可能没有竞争。真正决定两国关系走向的，不是能否消除所有分歧，而是能否在存在分歧和竞争的情况下，避免战略误判、管控对抗风险、稳定彼此预期。过去一段时期，中美关系面临的突出风险，并不只是具体议题上的矛盾，而是不同领域的矛盾相互叠加、相互传导，进而形成战略误判，使竞争不断外溢，甚至产生失控风险。竞争可以存在，但不能失控；分歧可以存在，但必须能够管控；利益可以不同，但不能通过极限施压迫使对方退让；战略底线可以明确，但不能不断制造新的安全困境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关系缓和，而是改变这种逻辑，构筑一种更加成熟的大国相处方式，其核心就是要把竞争置于可控范围，把分歧纳入沟通机制，把合作作为稳定关系的重要支撑，把和平作为共同追求。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，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，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，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，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，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。这意味着，中美关系需要从过去更多着眼于“如何避免危机”，逐步走向“如何建立稳定预期”；从被动处理风险，逐步走向主动塑造稳定，这既是中美两个大国对自身利益负责，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责。

　　二、从“元首外交”走向“机制稳定”，让战略共识真正转化为长期实践。

　　中美关系要行稳致远，元首外交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，为两国关系确立方向、稳定预期、凝聚共识。中国外交部指出，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，具有历史性、里程碑意义。中方愿同美方一道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，加强对话合作，妥善管控分歧，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，促进世界的和平、稳定、繁荣。元首外交的价值更在于推动各部门、各领域将元首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。习近平主席此次会谈特别强调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，也不是朝夕之功。两国各部门、各领域、各层级都要动起来，不以善小而不为，不以恶小而为之，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。这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。外交领域，要保持高层战略沟通，及时处理敏感问题；安全领域，要强化危机管控和风险防范，避免偶发事件引发战略误判；经贸领域，要继续扩大合作清单、压缩问题清单，推动互利共赢；科技领域，要在竞争中保持必要交流，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；人文领域，则要不断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。由此可见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于中美而言并不意味着“没有摩擦的稳定”，而是有能力处理摩擦的稳定；不是“没有分歧的关系”，而是能够管控分歧的关系。只有把元首共识进一步转化为部门间、机制间、社会层面的稳定互动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才能真正从政治愿景变成长期实践。

　　三、妥善处理台湾问题，是稳定中美战略关系的关键变量。

　　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，不仅是“主权—霸权”矛盾最为集中的反映，也是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。习近平主席在此次会晤中明确指出，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。希望美方坚持反对“台独”的正确立场，慎重处理台湾问题，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这再次表明，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、最重要的问题之一。基于历史经验可知，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始终存在着高度关联性，中美关系越稳定，台海局势就越平稳，风险管控的空间就越大；中美矛盾越激化，台海局势就越动荡，“台独”势力和反华势力的勾连就越深刻，冲突的风险就越大。可以说，台湾问题处理得当，中美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；处理不当，就容易引发战略互疑，甚至可能发生碰撞冲突，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危险境地，陡增地区安全风险。因此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，不但不能回避台湾问题，更不能将台湾问题置于零和博弈之中，而是需要建立更加清晰、稳定、可预期的涉台相处方式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政治基础，反对“台独”分裂活动，防止台湾问题被进一步国际化、阵营化、军事化，同时保持必要的战略沟通，避免误读误判。其核心不是要求中美在所有台湾问题上形成完全一致的认识，而是要明确底线、保持沟通、管控风险、避免冲突，这既是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必然要求，也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客观需要。

　　四、推动台海局势有序管控，使台海成为中美战略稳定的“安全阀”。

　　台海稳定与中美战略稳定并不是彼此割裂的两个问题，而是相互影响、相互作用，台海应当成为中美战略稳定的“安全阀”，而不是中美战略竞争的“引爆点”。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利益，也符合亚太地区和平、稳定与发展的共同利益。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，双方围绕台湾问题开展战略沟通和风险管控的空间就越大，反之，台海局势能否保持有序管控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能否真正建立起来。因此，所谓台海局势“有序管控”，并不是回避台湾问题，更不是无限期搁置问题，而是防止台湾问题被人为推向中美战略对抗的前沿。首先，要管控风险源头。美方在处理涉台问题时，需要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，避免向“台独”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，避免任何可能刺激两岸对立、增加误判风险、升级对抗态势的举动。其次，要管控军事风险。需要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危机沟通机制和风险管控机制，避免偶发事件的出现，提高突发事件处置能力，防止由此导致的局势恶化与升级。再次，要管控战略风险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，台湾问题不能成为大国博弈的筹码，更不能成为外部势力施压的工具，任何试图借台湾问题制造中美对抗、阵营对立的做法，都会增加台海和整个亚太地区的不确定性。

　　五、从“形成共识”走向“持续行动”，推动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。

　　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但需要从“共识”转化为“行动”。当前中美在经贸、科技、安全以及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既有共识，也仍然存在不同利益诉求和政策分歧，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框架并没有完全消失，但构筑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不断深化。正因为如此，更需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高层战略沟通，更需要把已经形成的政治共识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安排。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美释放出的重要信息，就是愿景必须转化为行动，氛围必须转化为预期，共识必须转化为实践，稳定必须转化为能力。习近平主席指出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，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，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。这实际上回答了新时代中美关系应该走向何方的问题，战略稳定的最终目标不是要求两个大国消除制度、发展道路和国家利益上的所有差异，不是要求一方改变另一方，而是在承认差异、正视竞争的基础上，寻找能够长期和平共处的相处之道，通过沟通减少误判，通过合作扩大共同利益，通过竞争保持良性互动，通过机制管控分歧和风险，真正将“合作为主、竞争有度、分歧可控、和平可期”转化为长期坚持的实践逻辑。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要行稳致远，靠的不是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，也不是一项短期协议，而是双方能否共同把好方向、管控风险、积累互信。其中，妥善处理台湾问题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，既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检验这一新型关系定位能否经受现实考验的重要标尺。

　　今天的世界变乱交织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稳定的中美关系。中美两个大国如果能够在竞争中保持理性，在分歧中保持沟通，在敏感问题上保持克制，在台湾问题上共同维护和平稳定和管控风险，就能够为两国关系增添更多确定性，也能够为亚太乃至世界和平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外部环境。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中美关系的终点，而是两个大国探索正确相处之道的新起点。从“元首引领”到“机制支撑”，从“战略共识”到“具体行动”，从“避免失控”到“稳定预期”，从“台海风险点”到“战略稳定安全阀”，中美双方正在面对一道具有时代意义的共同课题：如何让两个社会制度、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不同的大国，在竞争中共存、在差异中合作、在分歧中管控风险。这条路不会一帆风顺，但方向已经更加清晰。只要双方坚持相向而行，持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，把共识一点一点落实、把风险一个一个管住、把互信一步一步积累，中美关系这艘巨轮就能够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，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，也为动荡变革中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。

　　(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周边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汪滨)